2022年5月5日，国际知名期刊Nature Review Drug Discovery发表了一篇题为“Trends in innovative drug development in China”的文章。这篇文章由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(CDE)、北京大学药学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研究人员联合撰写，文章对2010年-2020年在中国获批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(IND)和新药上市申请 (NDA)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。

趋势一：首次申请IND的创新药数量显著增加

在2010年-2020年期间，共有1636个创新药物递交了首次IND申请，平均年增长率为32%(图1)。其中，1410个(86%)药物来自于689家中国本土公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与2016年相比，2017年创新药物的首次IND申请数量增加了78%，其中化学药物和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别增加了60%和159%。

在1466个完成审评的首次IND申请中，1404个(96%)获得批准。未获得批准的原因主要包括申请后缺乏研究资料导致沟通不畅、药物临床获益风险比不合理、违反临床诊断基本原则等。统计显示，首次获得IND批准的创新药数量年均增长率为35%，其中2016年首次获得IND批准的创新药数量显著增加。

 

图1：2010-2020年期间中国创新药的IND申请和获批情况(图片来源：参考资料[1])

作者在文章中指出，创新药首个IND申请数量和获批数量的增加与中国监管改革措施出台的时间一致。中国监管机构在2015年7月开始出台改革措施，这些政策缓解了申请积压，同时也鼓励了创新药物的开发。

趋势二：获批上市创新药数量虽少，但在增长

在2010年-2020年期间，有101个创新药递交了NDA申请，其中58个创新药获得批准。数据分析发现，近年来，NDA递交数量和获批数据普遍增加(图2)。自2015年7月以来，在申请NDA的58个创新药中，有42个(72%)获得批准。在66个完成审评的首次 NDA中，58个(88%)获得批准。拒绝批准的主要原因是药物或临床研究设计存在重大缺陷、不同开发阶段使用的研究样本不一致、以及检查中发现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。

 

图2：2010-2020年期间中国创新药的NDA申请和获批情况(图片来源：参考资料[1])

在58个获得批准的创新药物中，37个为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(NMPA)批准的新分子实体(NME)，21个是已在国外获批或上市销售的药物或者传统疫苗、血液制品、细胞因子等产品。从适应症来看，有14个(24%)产品为孤儿药，其中有13个药物符合美国FDA的孤儿药标准。此外，有40个创新药物(69%)获得了优先审评，其中有35个(88%)药物是在2015年7月之后获得批准。文章指出，这些数据表明，包括2015年8月推出的优先审评等改革措施鼓励了创新药的研发进度。

趋势三：肿瘤是主要研究领域，多数抗肿瘤新药处于早期阶段

从疾病领域来看，获得首次IND批准的创新药的主要治疗领域是肿瘤学(864，62%)、感染(166，12%)、内分泌疾病(72，5%)和心血管疾病(60，4%)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16年首次获得IND批准的抗肿瘤药物数量显著增加，增长了133%。

从临床试验开发进度来看，在首次获得IND批准的创新药物中，705(50%)个至少进入到了1期临床，286(20%)个药物进入到了2期临床，108(8%)个药物进入到了3期临床。总体而言，大多数抗癌药物(57%)尚处于1期临床阶段(图3a)。

 

图3：创新药物的开发阶段;a 主要的治疗领域分类;b 药物靶点分布(图片来源：参考资料[1])

此外，研究人员也对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和靶点进行了分析。文章指出，中国主要处于快速跟进和渐进创新的阶段，在已获得NDA批准的创新药中，只有3个是“first-in-class”。从靶点来看，有超过40个药物针对的靶点是EGFR、PD-L1和HER2(图3b)。其中，EGFR靶向药物的获批数量(4个)和临床试验数量(64个)最多。

趋势四：IND和NDA审批速度加快，临床试验速度并无显著差异

如图4所示，与改革前(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)相比，改革后(2015年7月至2020年12月)的IND审批时间缩短了414天(87天 vs 501天)。与此同时，改革后药品的NDA审批时间也比改革前缩短了441天(483 vs 924天)。

2018年7月开始，NMPA将药物临床试验审批程序调整为默示许可制度。从整个临床试验阶段的长度而言，改革后和改革前的差异并不显著(2,572 vs 2,688天)。不过分析发现，就IND批准后到首例受试者参加临床试验的时间而言，改革后比改革前长了59天(328 vs 269天)(见图4)。

 

图4：2010-2020年期间创新药物不同开发阶段所需要的时间(图片来源：参考资料[1])

文章指出，提高临床试验效率是中国鼓励创新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。由于临床试验效率受到伦理审查效率、研究者经验和临床试验资源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国家临床试验能力的战略升级来解决。